【素材/梁吕文超，文字整理/伊河生活】

1974年是个难忘的年度，因为那一年，我和我中学时就认识的初恋男友宗方军一起穿上了绿军装，而且，还一起到了军区司令部。

只不过我是女兵，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到了军区通信总站，隶属于直工部，而他被分到了军区射击场当了一名战士，他们那里不归军区直工部管。

但由于当兵后知道了部队的纪律，战士在服役期间不得在驻地找对象，因此，我们那时只是在电话中偶尔说一些具体的事情外，很少打电话。

宗方军的家在城郊农村，他每个月有6元津贴，方军说他每个月存4到5元，每两个月给家里寄9、10元，在一些战士花钱抽烟的时候，他除了买些信纸和邮票、肥皂之外，就不再花钱。而我那个时候每个月6.75元，比他多7毛5，家里也不需要我的钱，我想帮他，可他坚决不要。

作为一名长途台的新战士，我们刚开始那半年，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话务业务熟悉上，整天要背记上千组的电话号码，还要参加连队组织的条例条令知识的学习，既要学习话务方面的东西，还要经常被抽到机关食堂去帮厨，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忘记宗方军的存在了。

由于我听话、勤快和认真，在下连的当年就被评为优秀战士，第二年的年底老兵退伍后，我当上了副班长，第三年就是长话班的班长，班里的新同志也成长了起来，我的主要工作由原来的电话值班，逐渐变成了女兵的管理。

1978年，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，但作为一名话务班的班长，我带领全班圆满完成了首长和机关的通信保障，司令部首长多次表扬我们话务班的战士业务熟练，我也在这一年入了党。

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们排长提升当副连长后，这一年的4月份，上级直接把我从班长提拔为排长。

军区射击场在市区西郊外的山里，从军区大院到射击场不仅要穿越市区，而且出了城之后还要走很远的路，然后才拐到一条不宽的水泥路，接着要走五、六多公里才进入射击场……

当兵的第二年，我曾跟随排长到那时执行任务。那次我见到了在炊事班当炊事员的宗方军，一年多没见，我们俩都不好意思，但因为排长就在旁边，我们只是简单地问候了一声，紧接着都忙各自的事情去了，但即便这样，我们排长还瞅了我半天，问我是怎么认识场区里的一个战士的，我只好回答我们是一起入伍老乡。

虽然不经常见到宗方军，但由于我在总机上，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点他的事情。

1978年我提干时，分管射击场的军训部也曾上报过一批提干名单，听部办公室的同志讲，当时因为名额少、男兵竞争激烈，在公布的士兵提干名单里，并没有宗方军的名字，他落选了。

到了1979年9月，在军训部的预提干部对象的名单里，再一次出现了宗方军的名字，但当时部里主要工作是年底的大型演习，后来部长又到北京开会，一直没研究士兵提干问题，等到十月底部里准备研究士兵提干时，不料全军已经冻结士兵提干，宗方军算是彻底没了希望。

一天，我奉命到礼堂参加军区机关干部会议，巧合的是通信总站的干部和军训部的干部坐在一起，由于当时学习的文件较多、首长分头传达各总部的文件，那次的会议开了一个上午。

休息的时候，坐在我旁边的军训部办公室刘参谋和我聊天，聊着聊着，他聊到了我的口音，他竟接着他提到了宗方军，我说我和宗方军不仅是老乡，而且还是一起入伍的初中同学，没想到刘参谋竟对宗方军很熟悉，而且，关于宗方军提干等相关事情，他说自己都是经办人。

刘参谋说，你那个小老乡宗方军，现在军训部里已经成了一个小名人。

我十分惊讶地问为什么，刘参谋这才给我讲述了我不知道的宗方军工作上的事情。

原来，宗方军虽然在射击场炊事班当炊事员，后来也担任了炊事班长，但他却是射击场不可多得的多面手。

军区射击场担负着军区机关包括部队的轻武装射击训练和考核任务，每年的接待和后勤保障任务很重，而无论是军区机关还是部队，一进入射击场就面临着吃喝大事。

宗方军想尽办法调剂伙食，既要考虑到大部分人员的饮食习惯，还要兼顾个别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同志的饮食，既要照顾南方偏大米的饮食习惯，还要照顾到北方人喜欢面食的特点，有好几次驻训部队撤离以后，炊事班都会收到感谢信。

这是他的本职业务，做好是应该的。

但是，还有一点宗方军也很特殊，就是文体方面他很擅长，场区里干部战士人数不多，想挑一个文体有特长的战士不容易，但宗方军在上初中时就爱好打篮球和乒乓球，他是场上优秀的中锋，不仅自己球打得好，组织篮球赛更是他的拿手戏。

驻训部队在场区时，每到晚上他带着场区的干部战士，和驻训部队的官兵打友谊赛，一晚上打下来不仅活跃了场区的文化氛围，更凝聚了人心士气，场首长十分器重。

他打乒乓球也厉害，擅长打长弧线球，上中学时他的这一招令我着迷，这也是我和他暗暗好上的一个原因。

到了射击场以后，军区机关干部来场区参加年度射击考核时，他一到晚上就陪首长打乒乓球，漂亮的弧线球来来回回，引得台下掌声一片……

更令射击场干部战士满意的，宗方军还有一点本事也很让人意外，他竟对无线电十分精通，他的床头柜里，最多的是电子器件。他在做好炊事班长本职业务，管好伙食的同时，只要场区里谁的收音机出了故障，到他手里一会儿的功夫就鼓捣好了，如果不换配件，他立马就修好，如果换配件，他骑上自行车到附近的镇上去买配件，回来换上就妥了.

到1979年的时候，5年兵的宗方军津贴是20元，可他每个月贴在修理收音机上的钱少说也有7、8元。

然而，到了1979年底以后，部队冻结士兵直接提干，服役时间6年的他面临着退伍的实际问题，这个问题不仅他本人看到了，场区里的干部战士都看到了，令人意外的是，许多领导竟然通过多种方式，替他说情，呼吁留下这样的人才。

有的首长到机关办事，就拐到军训部或直政部反映宗方军的情况，说这样的人才不留下提干，可惜了。如果机关首长到场区射击或办事，就有领导当面反映宗方军的事情，说部队工作需要他。

时间一长，军训部、直政部或干部部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听到了这种反映，几位级别不低的领导（有场区的，也有军区机关的），都来替宗方军详情，机关首长也就对他重视了起来。

刘参谋说的这个事情，我平时在工作中也听到过，没想到他一专多能，而且随叫随到，热情为干部战士服务，让那么多的同志为他求情。

后来，我和他在电话中说起此事，可宗方军竟然还不太清楚，他说他没有托场区或其他领导替他说话，我这才知道，首长们是为部队留下人才在主动呼吁。

甚至有的首长说，这样的人才，以后转志愿兵也干不长，可惜了，建议最好提干，作用会更大。

1981年4月，上级解冻了士兵提干，9月，宗方军直接被任命军训部射击场勤务连的排长。

听到宗方军提干的消息，最高兴的不仅有他本人，还有我。他提干前，我们还不敢公开恋人关系，我是干部倒无所谓，他还是战士，怕谈恋爱影响他。如今，他成了干部，我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周末到射击场来看他，他也可以到通信站来找我。

其实，我和他的这点关系，始终没有逃过话务班的女兵们，但姑娘们嘴很严。

自从和我宗方军的恋情公开以后，无论是通信总站还是机关其他部门，大家多多少少感到有点意外，有人甚至当面和我说，梁吕文超这么优秀一个女干部，咋会跑到山沟里的军区射击场找一个排长谈对象。

其实，在我们恋情公开前，军区机关的参谋、干事、助理员，包括警卫营的未婚干部们，有不少对我示好，而那时我的看见了装作没看见。

这倒不是我有多清高，而是我和宗方军有过一段他人不知道的一件往事。

那是我们在县城中学读书的时候，一天放学时，我走出了校门，突然几个小青年拦住了我的去路，想给我要几个钱花。我当时身上仅有两毛钱，那是父母给我的中午饭钱。

我说我没钱，可那几个人就是不放我走，有一个还伸手掏我的口袋和书包，我边费力挣扎，边喊人。

就在这时，和我同年级不同班的宗方军从这里路过，他看到了几个人拦路抢钱，于是就从旁边捡起一根木棍，朝着他们几个人就=挥打过去，不曾想那几个恼羞成怒，把火都撒到了宗方军的身上……结果，宗方军寡不敌众，被打得鼻子都流了血，幸亏有几个大人路过，喝走了那几个小混混……

从此后，我就暗暗喜欢上了宗方军。74年当兵的时候，我打听到宗方军报名应征，正好我们县有招女兵的指标，我就让我舅帮我弄到了一个女兵指标，不曾想我和他一起入伍到了军区机关。

1983年，就在我和宗方军准备结婚的时候，他也被调到军区警卫营当排长，有意思的是，当时我是通信总站副连长，而他还是排长，但这不影响我们的交往。

1984年，我们回老家举行了结婚仪式，我和他正式成了一家，我们俩也成了军区机关少见的年轻军人小夫妻。

如今，我们俩携手走过了40多年，已经步入人生暮年，但一回忆起年轻时在军区机关当兵的往事，心里仍暖暖的。

一个人如果有些特长，而且不遗余力地为他人服务，伸出援手帮助他人时，幸福也就悄然降临！

无私为他人点亮路灯的人，生活总不会亏待于他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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